刚到内罗毕，我就告诉朋友我要去蒙巴萨，要坐火车去。朋友告诉我，火车已经没人坐了，要么飞机，要么汽车。我的回答很坚定，我要坐火车。做学生时看过电影《走出非洲》，中了毒。没有人能忘掉那样的火车旅行：铁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原野，土壤是红的，偶尔有一棵亭亭如盖的金合欢树，在旷野里显得优美又孤独。火车靠烧木柴提供的蒸汽驱动。你可以一个人包一节车厢，而车厢里布置得就像你的起居室加卧房，你会有一张大床，你可以带上你的睡衣和狗一起乘车。半夜有人鸣枪拦车，结果有人扛了根一人高的象牙上来，请你捎到内罗毕去。
我当然知道，《走出非洲》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，火车旅行在世界各地都正在式微。即使有火车，也不过是大众化的交通工具而已，不会有童话一样的事情发生。但我就是要坐一下这趟火车，算是对年轻时候憧憬的一个交代吧。
蒙巴萨
事情很简单：车站很近，票很好买。夕发朝至的夜车，柴油引擎。我拿着那张厚厚的小纸卡车票，觉得很有亲切感：我以前上学读书的时候，坐火车用的就是这种票。
我找到我的包厢，打开门一看，发现我的旅伴居然是个中国小伙子。打了招呼，我很热切地想跟他聊一聊。他来肯尼亚已经几年了，做进出口贸易，是从蒙巴萨来内罗毕出差的。他只问了我一个问题：“来做贸易吗？”我说来旅行，他就没话了，埋头看书。他对我了无兴趣。
火车站
我也不想打搅他的雅兴，就仔细打量我们的包厢。
格局和国内的软卧车厢大致相当，略宽，卧铺也比国内稍宽。最显著的差别是，二等包厢只有两个人。而头等包厢呢，只有一个人。最新鲜别致的是我的卧铺上有一个类似过去的邮包的东西，长方形的绿色帆布包，对开报纸那么大，用绳子系着。打开一看，里面装的是我的枕头和毯子。
天已全黑。正觉得无事可干，乘务员在车厢里摇着铃铛通知乘客吃饭。餐车满员，我只能和两个瑞典小伙子拼桌。他们是保罗和蒙斯，保罗是医生，蒙斯在公司干。先上奶油蘑菇汤，然后是头盘、炸鱼，接着主菜：牛肉、咖喱鸡，配土豆泥、蔬菜，最后是甜点、咖啡还有吐司。大概是英国风格，蔬菜是拿水煮熟的，什么作料也不放，连盐都不放。味道乏善可陈。
送餐
餐具是银的，刀叉、糖罐、黄油碟子，咖啡壶都是，带KR(肯尼亚铁路)的标记。黑人侍者穿着白衬衣，打着黑领结，在车厢里穿梭，一口一个先生、小姐。看得出，为了旅游业，肯铁在勉力维持一个曾经有传奇色彩的传统。
大概来这儿吃饭的人也都不是奔饭菜来的，而是奔着那份旧时代的浪漫情调来的吧？可惜时代不同了。再也不会有爵士、将军、大亨、社交名媛出现在这里了。今天的食客也是五花八门，操各种语言，不管肤色如何，不论男女，都是穿短裤、背心、拖鞋的居多。
肯铁的银制餐具也没人认真保养，通通发灰、发黄，我用的叉子有一个齿还是弯的。服务员的衬衫皱巴巴、软塌塌。谁会在意呢？娱乐时代嘛，大家开心就好。
吃完晚饭，都快9点了。回到包厢，我的同屋已经睡了。我也累了，乐得早睡。一夜酣睡，醒来已经是早上6点多了。恍惚中车子停过几次。肯定没有枪声。
起床打开窗帘，想看看是不是满目热带风光。但，竟有点像戈壁。平坦，一望无际，东一丛，西一丛的灌木。偶尔有几棵大一些的树，也许会有几只羊和牧羊人待在树下，而其他地方就正是电影里看到过的耀眼的红土！没过多久，金合欢树也出现了，果然是那样寂寞又美丽的样子。
越靠近蒙巴萨，植被越密，树越大，偶尔还会有一棵猴面包树，在灌木和其他小树之上矗立着，树干庞大，树叶尽脱，虬结、灰白的树枝看起来质感类似白珊瑚一样华丽、坚硬，像贫民窟旁边的摩天大厦。村庄不断出现。有的只是树下的若干极其简陋的草棚。
车厢
几乎每个村庄的孩子都会在看到火车后朝铁路边跑来。如果火车停靠，孩子们更是蜂拥而至，跑到车窗下面。
有时候会有糖果、饼干从某个窗口抛出去，车窗下的孩子就忙作一团在地上抢。更多的时候，是孩子们在索要。他们一个一个窗口走过，一边走一边喊：“给我两先令！”不知道他们能用这两先令来做什么。昨晚我们的晚饭是每客1000先令。
还有的孩子纯粹是下意识的动作，他哪儿也不看，好像是对想象中的某个人嗫嚅：“给我糖。”能看出来，那是习惯性的：有车子过的时候，就开口说几声。
也有不少小孩子，小的大概三四岁大，站在土坡上，一言不发，只是眼睛注视列车经过，一只手举起来，慢慢地摇，脸上挂着浅浅的笑，像大人物检阅游行群众。情况似乎是，火车经过，在这儿的一天里，是一件大事，他们得有所表示。
快到10点的时候，路边有大厂房了。有集装箱堆积如山的仓库了，集装箱上标着各国那些远洋货运巨无霸的英文缩写。炼油厂燃烧废气的大烟囱吐出熊熊大火，数公里之外都耀眼夺目。
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们在蒙巴萨了！多少世纪以来，蒙巴萨是东非海岸上最大的海港，至今在东非经济体系里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而在7世纪至18世纪盛行的奴隶贸易中，这里是可以和美国纽约的埃利斯岛媲美的地方，无数奴隶被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，而在这个历史悠久的贸易传统里的很多成功人士，我猜，正是那些在铁道边讨糖吃的斯瓦希利孩子的祖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