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持人：本报记者龚丹韵
嘉宾：梁永安（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）
端午节假日即将到来。作为传统节日，端午的符号背后，曾经与中华民族众多传统文化相联系：纪念英雄人物、龙图腾崇拜、二十四节气、阴阳避邪风俗等。然而时至今日，这些古老元素如何融入现代生活，对现代的炎黄子孙还能意味着什么，探索才刚刚开始。
龚丹韵：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，曾引起我们很大关注，作为民俗保护和现代传承的成功案例，他们是不是有些经验可供借鉴？
梁永安：江陵端午祭如果从“酿神酒”算起，长达一月有余，主要分“儒教式祭仪”和“巫俗祭仪”，简单点说，也就是官方祭祀和民间祭祀两部分。
官方祭仪并不是花几小时搞一场大活动即可，而是贯穿整个端午活动，尽力还原传统的一套文化程序。农历四月十五举行“山神祭”，由江陵市长担任初献官，礼毕，上山挑选“神木”，众人把五彩丝带挂在木上。国师城隍行列开始浩浩荡荡出发，进行“城隍祭”，祭官由居民担任，神话中举火炬迎接的人可幸免一年灾难，每户都有一人参加，火炬上挂着彩条，队伍高唱“山游歌”，场面蔚为壮观，回到江陵市后，端午祭的序幕才正式拉开。
先举行的“奉安祭”，一般由江陵市议长担任初献官。农历五月初三的“迎神祭”，由江陵市文化院院长任初献官。期间的路祭很有特色，居民手持端午灯笼，与官员、民俗游艺表演家聚在一起，走向城隍堂，等夜空礼花升腾，就把端午灯放入河中。五月初四到初七的“朝奠祭”，每天早上九点在端午集市的临时祭坛上举行，祈求丰收太平，献官仍由地方官员担任，主管执事一般来自德高望重的名流。初七的“送神祭”，民间活动可以持续到深夜，但同样，先要官员主持一小时的儒教祭仪。
由此可见，尽管江陵端午祭最初可能来源于汉文化，但是具体运用时，中国的竞渡、吃粽子等习俗，他们并没有照搬，而是充分挖掘本民族的文化资源，通过一整套严肃的儒教仪式串联起来。当地人有种说法是“不参加端午祭，不算江陵人”。成功的公祭，能让观礼群众充分感受到彼此同根同源，信仰同一个价值体系，从而获得精神上的归属感，增强社会的凝聚力。
龚丹韵：现代化的今天，祭祀活动更多是文化象征意义上的，江陵端午祭至今如此活跃，原因恐怕不止于此吧？
梁永安：是的，光靠古代祭祀不可能保持长久，他们成功的第二个原因，在于民间祭祀部分。民间活动向来自由开放，有创新和开发潜力。民间人士主持的端午祭祀，有一定程序，但内容根据群众的兴致临场变动，企图每年都有新变化。端午集市上一些民俗戏事，鼓动群众即兴参与，不仅仅充当观众。有些民谣过去靠父子相传，濒临消失，为保护文化遗产，韩国成立了鹤山奥道戴歌谣民俗保存会，专门为每年的端午祭排练演出。集市上的游戏有秋千、角力、投壶、象棋、射箭等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后来增设的方言竞赛，参与人数最多，还促成了韩国电视台的方言娱乐节目。表演活动也增加了现代内容，如话剧、音乐会、飞机飞行表演。
可以说，江陵端午祭如此丰富的主要因素，在于端午集市，它本属衣食住行的实用性质，和现代生活密切相关，兼具商品交换和民俗展示的双重功能后，大规模民俗市场提供了传统和现代融合的契机。如“江陵农乐”、“荷坪踏桥游戏”本来都是一些濒临消失的民俗，但政府有效干预后，经过现代人的加工，增加了游戏情节和趣味性，在集市上大受群众欢迎，使它们重新活跃起来。传统民俗找到了与现代生活相关的结合点。
龚丹韵：江陵祭的一些内容，分散来看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，只是缺乏如此固定规模和民众参与热情，症结在哪儿呢？
梁永安：民俗庆典来自农耕文明。那时以家庭血缘关系为主，陌生人之间交往不足，节庆成了促进公共交流的少有契机。所以，古代的民俗庆典承担了一点“准公共空间”的功能。而现代社会，人们并不缺乏公共空间，平时就经常上街购物、集体活动、和陌生人打交道，节庆对现代人的凝聚力自然削弱了。因此，在现代语境里，民俗节庆的吸引力在哪里，很大程度上，取决于人与人的交往愿望有多强，大家还愿不愿意在假日走出家门，到公共空间里继续和更多陌生人一起“凑热闹”。
我们的问题就出在这里。当代中国人不再依附单位体制后，一下子成为独立的主体。市民在城市里，与所在社区有多大程度的联动？有没有共同的文化圈定期见面交流？有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？这些时时维系人与群体关系的生活实践，尚未建立新的沟通方法。表面上现代社会开始形成，实际上人们退回了家里。如果参加大型公共活动，我们第一反应是为了去获得点什么，忘记了这也是一种自我呈现的机会，每个人其实都可以精气十足表演自己的绝活，体现对生命自信饱满的参与精神，而不仅仅扮演沉默的观众。这需要人们平时就有喜爱参加的群体，经常产生在众人面前表达的愿望。公民日常生活具备这样的社会经验后，大规模的节庆才有民众基础。
除了不知道人与人该怎么互动，节庆热闹不起来还有一个潜在原因是，参与者很大程度上是年轻人，节庆才会浪漫奔放。而我们这一代年轻人，文化的中断使他们对民俗感情上有距离，觉得老土，近两年渐渐好些，理解有所转变，但是许多民俗的意义已经不太了解，也欣赏不了，这让他们怎么热情参与？
所以表面上看，只是民俗的规模和参与度问题，但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的现代化还在建设过程中，尚未成熟。
龚丹韵：比起清明家祭、中秋团圆，端午的意义略显模糊，现代的炎黄子孙怎么过端午，您有什么建议？
梁永安：仅仅吃粽子，自然有些苍白。但节庆复苏，不是设计一套流程就能一蹴而就，一些生活要素需要构建起来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文化平台，能表达群众的情感需求，构成节庆的实际内容。比如国外城市有唐人街、意大利区，族群的公共聚集形成了一道民族文化景观。那么同样在上海，也有许多外来人口，如果有一个平台，能让他们共同展示不同地区的端午文化，再彼此交流，是不是也会有点意思？可惜的是，一进入城市，大家似乎变成了理性经济人，地方特色都被过滤掉了。
其次，节日内涵一般分为两类，一类是庄严的公共仪式，往往怀着某种神圣意义，给参与者带来自豪感，比如最高女祭司点燃奥林匹亚的圣火、古希腊人在祭祀时表演悲剧。观众参与共同体的礼仪，能获得超越个人的情感体验，产生精神上的归属，这是它的吸引力所在。第二类是喜剧性的庆典，好比国外的狂欢节、南瓜节等。中国人喜剧感始终不足。即使到了现代，仍然找不到节庆的狂欢方式，或者说，还承受不起这样一种宣泄和娱乐。所以目前，我们没有能摆出成熟的端午节方案，也很自然。尤其端午节不同于清明、中秋，算不上家庭式节日。只有找到现代中国的公共节庆方式，民族自豪感的激发方法，才能真正过好它。法定假日的端午节今年是第一年，究竟能动员到什么地步，毕竟取决于一个社会内在的发展程度，摸索刚刚开始，急不得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