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语: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，曾是世界历史上最大帝国元王朝的首都，始建于公元1256年；它是中国大元王朝及蒙元文化的发祥地，忽必烈在此登基建立了元朝。
据考古发现，元上都分为宫城、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，其中宫城位于皇城正中偏北处，与皇城呈“回”字形。宫城为长方形，墙两侧均用青砖包砌，四角建有角 楼。皇城位于外城的东南部，呈方形，墙体两侧用石块包砌，四角建有高大的角楼和蹬城的踏道。外城则是在皇城的西、北两面，由皇城的东、南两墙延伸修筑而 成，平面呈方形，全都用黄土夯筑。这些断壁残垣记录着元朝的历史、文化、生活和梦想。
元上都不仅是元朝皇帝的避暑胜地，更是一个时尚、 开放的国际化大都会。忽必烈颇具国际视野，吸引了很多外国人前来为官、经商和定居。据元代翰林学士王恽的《中堂事记》记载，发郎国（欧洲）使者、高丽国王 子、罗马教皇的使者等都先后来到元上都，受到皇帝接见。锡林郭勒盟行署副盟长、元上都申遗贵宾小组副组长其其格说，东凉亭墓地考古发现有欧罗巴人的墓葬， 那里是普通百姓的墓地，可见外国人已经融入元上都的生活。
元上都还贯通了北方的“草原丝绸之路”。“丝绸之路”在元代进一步延伸，东面 到甘肃武威（古凉州）后，东行到宁夏中都，沿黄河行至内蒙古，直达元上都。当年，这片草原上驼铃阵阵，牲畜、皮毛、药材及武器、奢侈用品等物资从元上都源 源不断地输出到西方，西方及邻近各民族则向元上都供应奢侈玩物和名贵建材。
马可·波罗在游记中，把上都的宫殿、礼仪、民情风俗细细讲给 欧洲人。今日，这座草原大都会只剩下断壁残垣，元上都遗址除极少数区域向游人开放外，大部分区域都围封起来，禁止参观和放牧。于是，这座由宫殿、草原、森 林、溪流构成的梦境般的上都，只能借助史料和介绍来还原当时的风貌，令人心驰神往。
外城：车如雨帐如云
据记载，当时有至少6万人住在上都城区内，在当时草原可谓人口密集，元代诗人描绘“西关轮舆多似雨，东关帐房乱如云”，可想这座草原都会的繁华。
正蓝旗旗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外宣办主任高家鑫介绍，当时东西两关的街道纵横交错，既有前店后院式的临街店铺，也有高宅大院；北关则是行殿和兵营所在。而在 南关明德门外的考古发掘中，发现了东西相连的酒肆和客栈的遗址，当年金莲川草原上的闪电河桥边尽是“酒旗斜挂”，元人下马饮酒，豪迈无比。
元上都外城西门外是商贾集散之地，而外城西面，则是百姓杂居、商贾云集、商肆遍布的街区。今日只能看到纵横街道、较小建筑院落的遗迹，隐约中传来八百年前商贩沿街的叫卖声。
皇城：听僧人翻阅经卷
过了护城河遗址，便进入元上都的核心皇城。在外城和皇城外都建有防御设施“瓮城”，今天还能看到挖掘出来的石块砌成的遗迹，行走其中，尽可遐想外敌入侵时的“瓮中捉鳖”。
御天门直对着皇城的南门明德门，每年皇帝巡幸时，文武百官至此下马步行，唯有皇帝骑马直入。皇帝在上都期间有重大决策诏谕时，在此举行隆重的仪式宣读诏书，再送往大都转发全国各地。今天，在明德门、御天门看不出丝毫“门”的痕迹了，唯有颓败的黄土砖石。
以明德门至御天门的大街为中轴线，左右各有一条南北大街，仍可看出一些较大的建筑和围墙遗迹。它们目前还没有开放，基址之上是高高的土堆，标牌上写着 “宫殿”。据悉，朝廷机构就分布在南北街区中，还建有佛寺、道观和孔子庙等。而城内东北角的大龙光华寺，西北角的乾元寺，则是两处规模较大的寺院。
元代宗教政策兼容并蓄，汉传佛教、藏传佛教、伊斯兰教、基督教、道教等得以生存、发展。史料记载，在元代，上都城里的喇嘛教僧人有几千人之众，白天在街 上走，便能听到僧人在寺庙里翻阅经卷的声音，晚上能看到寺庙长明灯彻夜不灭。此外，在内蒙古境内考古发现有大量元朝的基督教“十字架”，在元上都出土的文 物中，有的刻着伊斯兰文字。
宫城：大臣从下水道钻入
“内有大理石宫殿，甚美！其房舍皆涂金，绘有种种鸟兽花木。”马可·波罗写的这座高入云霄的宫殿就是大安阁。作为进入宫城的第一殿，它是元代皇帝处理朝政、接见外国使节、甚至举行登基仪式的正殿，相当于故宫的“太和殿”。传说，忽必烈就在此接见了马可·波罗。
在大安阁遗址，能看到挖出的建筑四角，荒草掩映着石头柱础，清代在遗址上盖了喇嘛庙，因此主体还掩埋在庙宇废墟下面。“中国古代传统建筑则是横长形，需 要有很多柱子作支撑，木质宫殿毁于大火，只留下石头柱础了。”魏坚说，“因此整个元上都遗址多柱础。”在上都镇的元上都遗址博物馆里可以看到从大安阁遗址 出土的雕花龙纹等。
《元史》中有个有趣的记录：大臣阿沙布花当年曾随从忽必烈到上都。早朝时，因露水多而光着脚行走，忽必烈自大安阁望见，命门卫不许放其入朝，阿沙布花只好从墙下水道钻入。魏坚说，由此可见元上都已有引排水的通道。
从遗址最高处穆清阁，眺望远处的皇城北墙城垣，虽已是青草覆盖的土坡，但清晰依旧，像是一个远去的帝国留在龙兴之地上的印痕，永不磨灭。元上都是一座 “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”，茫茫草原仍在续写着古老文明：以传统盛会“那达慕”为基础的“元上都文化旅游节”，集合了祭敖包、察哈尔婚礼等项目。
在皇家生活方面，最有特色的当属在棕毛殿举行的宴会。位于外城的棕毛殿非常华丽，竹子搭架，覆以棕毛，又称“竹宫”，顶篷是织金料子，又称金顶大帐，可 容纳千人用餐。每逢新皇帝即位、诸王朝会等大型活动，都在此设宴，臣子们都穿着皇帝颁赐的、同样颜色的贵重服饰出席——称为“质孙宴”，又名“诈马宴”、 “车格宴”。
据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研究者沙·东希格说，虽有三种叫法，可能就是一次宴席。“质孙宴”指服饰，蒙古语“颜色”之意；诈 马，意为去除毛发的家畜，是一种分食全羊全牛的传统名词，指的是主食；“车格宴”则是说宴会酒水。这里的宴会规模宏大，畅饮三天三夜，可谓蒙古族的“满汉 全席”，提供千百只烤全羊，万匹白骡马和万匹黑骡马专门提供马奶，以歌颂太平盛世为始，敬马奶、吃烤全羊、三次奏乐、九次饮马奶结束。
佛道大辩论：全真教PK“帝师”八思巴
公元1258年的夏天，忽必烈在新建的开平府（元上都前身）主持了佛道的一场大辩论，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、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宗教辩论会。缘由是当 时一些道士的张狂跋扈行为引起和尚的不满。“辩论只是形式，由佛教与伊斯兰教、基督教联合对道教进行批驳，”魏坚解释，“实际上是针对全真道教，意在打压 道教的优势地位。”
那场辩论会，掌门人张志敬真人率领全真道200余人参加；佛教则以那摩国师为首，另有萨迦派教主八思巴等300余人参加。
《神雕侠侣》第二十一回“襄阳鏊兵”写道：“忽必烈手持酒碗，与一个（和尚）站着指指点点的观战，显见胜算在握，神情极是得意。”据推测那位和尚就是八思巴，他曾拜为“帝师”。历史上能与忽必烈那样指点江山的和尚，怕只有八思巴一人。
开平的佛道辩论会，从早上辩论至黄昏时分，唇枪舌剑，似刀光剑影。最后，忽必烈宣布道士失败，按照事先的协议，参与辩论的17名道士被送到刚建成的大龙光华严寺脱袍去冠，“削发为僧”，做了和尚。
敖包：祭祀盛典连皇帝也参加
穆清阁遗址上，摆放着几座石头碾子，这是元上都被毁后，遗址居民的遗留物，作为历史的见证，这几座石头碾子，也没有被搬走。穆清阁遗址顶部正中还有一个敖包，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来此的学者、游人和附近牧民渐渐堆砌来的，都是上都残存的砖石瓦砾。
其其格说，祭祀敖包的传统源于蒙古民族对自然万物的敬畏，目前元上都遗址附近有十三个敖包。元代，每当夏天来临，牧民们会带着丰厚的祭品聚集至敖包处参 加祭祀，人潮汹涌，场面盛大。德高望重的部族长老担任主祭人，向敖包敬献鲜奶、哈达、为敖包添加石块，并跪拜磕头，连元朝皇帝也要参加——敖包是元上都的 “天坛”。蒙古老人沙·东希格说，只要他去元上都遗址，他都会背一块石头放在穆清阁的敖包上。
外城：车如雨帐如云
据记载，当时有至少6万人住在上都城区内，在当时草原可谓人口密集，元代诗人描绘“西关轮舆多似雨，东关帐房乱如云”，可想这座草原都会的繁华。
正蓝旗旗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外宣办主任高家鑫介绍，当时东西两关的街道纵横交错，既有前店后院式的临街店铺，也有高宅大院；北关则是行殿和兵营所 在。而在南关明德门外的考古发掘中，发现了东西相连的酒肆和客栈的遗址，当年金莲川草原上的闪电河桥边尽是“酒旗斜挂”，元人下马饮酒，豪迈无比。
元上都外城西门外是商贾集散之地，而外城西面，则是百姓杂居、商贾云集、商肆遍布的街区。今日只能看到纵横街道、较小建筑院落的遗迹，隐约中传来八百年前商贩沿街的叫卖声。
皇城：听僧人翻阅经卷
过了护城河遗址，便进入元上都的核心皇城。在外城和皇城外都建有防御设施“瓮城”，今天还能看到挖掘出来的石块砌成的遗迹，行走其中，尽可遐想外敌入侵时的“瓮中捉鳖”。
御天门直对着皇城的南门明德门，每年皇帝巡幸时，文武百官至此下马步行，唯有皇帝骑马直入。皇帝在上都期间有重大决策诏谕时，在此举行隆重的仪式宣读诏书，再送往大都转发全国各地。今天，在明德门、御天门看不出丝毫“门”的痕迹了，唯有颓败的黄土砖石。
以明德门至御天门的大街为中轴线，左右各有一条南北大街，仍可看出一些较大的建筑和围墙遗迹。它们目前还没有开放，基址之上是高高的土堆，标牌 上写着“宫殿”。据悉，朝廷机构就分布在南北街区中，还建有佛寺、道观和孔子庙等。而城内东北角的大龙光华寺，西北角的乾元寺，则是两处规模较大的寺院。
元代宗教政策兼容并蓄，汉传佛教、藏传佛教、伊斯兰教、基督教、道教等得以生存、发展。史料记载，在元代，上都城里的喇嘛教僧人有几千人之众， 白天在街上走，便能听到僧人在寺庙里翻阅经卷的声音，晚上能看到寺庙长明灯彻夜不灭。此外，在内蒙古境内考古发现有大量元朝的基督教“十字架”，在元上都 出土的文物中，有的刻着伊斯兰文字。
宫城：大臣从下水道钻入
“内有大理石宫殿，甚美！其房舍皆涂金，绘有种种鸟兽花木。”马可·波罗写的这座高入云霄的宫殿就是大安阁。作为进入宫城的第一殿，它是元代皇帝处理朝政、接见外国使节、甚至举行登基仪式的正殿，相当于故宫的“太和殿”。传说，忽必烈就在此接见了马可·波罗。
在大安阁遗址，能看到挖出的建筑四角，荒草掩映着石头柱础，清代在遗址上盖了喇嘛庙，因此主体还掩埋在庙宇废墟下面。“中国古代传统建筑则是横 长形，需要有很多柱子作支撑，木质宫殿毁于大火，只留下石头柱础了。”魏坚说，“因此整个元上都遗址多柱础。”在上都镇的元上都遗址博物馆里可以看到从大 安阁遗址出土的雕花龙纹等。
《元史》中有个有趣的记录：大臣阿沙布花当年曾随从忽必烈到上都。早朝时，因露水多而光着脚行走，忽必烈自大安阁望见，命门卫不许放其入朝，阿沙布花只好从墙下水道钻入。魏坚说，由此可见元上都已有引排水的通道。
从遗址最高处穆清阁，眺望远处的皇城北墙城垣，虽已是青草覆盖的土坡，但清晰依旧，像是一个远去的帝国留在龙兴之地上的印痕，永不磨灭。元上都 是一座“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”，茫茫草原仍在续写着古老文明：以传统盛会“那达慕”为基础的“元上都文化旅游节”，集合了祭敖包、察哈尔婚礼等项目。
今天，你来到蓝旗，都能感受到当地人对金莲川的喜爱和强烈的保护意识。在通往明德门的路上，为了防止游客到草原上采摘金莲花，有一些车辆来回巡 视，专门负责监督，也有一些蓝旗文物保护局的工作人员及时把游客从草原里拉出来。到了冬天，下了厚厚的雪，车辆没有办法行驶，文物保护局则会出动马队，骑 着马的“金莲川”守卫者们踏着雪，冒着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，在上都遗址来回巡逻，以防止对遗址的破坏行为发生。
从天到地的立体式保护
据元上都文物管理局副局长任进奇介绍，元上都完全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进行保护。城墙上每隔不远就能看到一个“观测柱”。任进奇介绍，这些观 测柱主要是用来观测城墙的水平和垂直位移情况的。因为老城墙的石头砖瓦都是从地下挖出来又在地面重新堆砌的，“一举一动”都要受到监测。
他们在遗址周边建设起了气象观测站及环境监测站，除了对遗址风向、风速、气温、降水、地湿进行监测外，还能对大气中的二氧化硫、一氧化碳和臭氧 含量等进行实时监测，并定时对遗址的土壤、大气、水等进行采样。若监测出天气变化的异常情况，比如有大雨、强烈沙尘暴等天气时，则会启动对抗异常天气的应 急预案，对遗址实施保护。“元上都遗址实现从天上到地下的立体式保护，”其其格说，“租了空中卫星进行空中巡查，在遗址地下还安装了‘监测线’。”
目前，在明德门、穆清阁的发掘中，考古队采取PS溶剂滴灌形式，以可逆性的发掘实现对古文物的完整保护。“具有视频监控、震动报警能力的‘草原神灯’安防系统在年内将安装调试完毕并投入使用；而且已经评估了遗址客流量，确保申遗成功后有效控制客流以保护遗址。”
，正蓝旗文物局组织施工人员对元上都遗址南侧金莲川草原上的900米木栈道进行了拆除，并完成了地面桩眼填埋、植被恢复等工作。原来有现代感的景区大门也被拆除了，而后人修建的忽必烈铜像，因为破坏了整体的“废墟感”，也通过切割的方法整体向西挪动了45米。“现在，我们做遗产保护，即便是钉一块木头，挖一块砖瓦展示，都要经过论证。”齐齐格说，“上次一家单位准备在大安阁建新楼阁，经过专家论证，认为不科学，被否决了。”
■ 声音
耗尽历史意义的场所也是废墟
●唐克扬，建筑师和策展人，研究领域包括建筑再现、景观理论和中古城市史
十多年前，我去过西安的乐游原，当时那里还是乏人问津的荒丘，站在废墟之上，自然会想起无数唐代诗人对此地的歌咏，最著名的莫过于李商隐的“夕 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和李白的“乐游原上清秋节，咸阳古道音尘绝。”而今，以“保护”之名，乐游原所在地区得到了空前的开发，不再有这样的废墟留给我们 去思索历史。
现在国内很多地方流行的历史建筑“复原”项目，比如把宋代的“清明上河图”搬到现代城市中；把乐游原改造成主题式“游乐园”，可这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，恰恰造成了另一种“废墟”。
没有人去的荒凉地方是一般意义上的废墟。我认为，人情密集，耗尽乃至改变了历史场所意义的地方，也是废墟。
现代“清明上河园”里可以像宋代人那样抛绣球，比武招亲，甚至穿上古代人的服装，世俗人情的热闹劲儿也出来了。但这种对历史的“还原”，只有细 节不厌其烦的铺陈，只有人力物力的粗糙堆砌，没有现代生活内里的结构，甚至也缺乏古代文明中曾有过的“智识”。这些也许可以叫做粉饰一新的文化“废墟”。
关键的区别在于古代人肯定不会像我们一样东张西望、拿着相机拍照留念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一厢情愿向后看的愿望，不过是为商业利润找到了一个美好的借口。
废墟为文明留下可吸水的空间
一个月前我去了元上都遗址，在金莲川草原上，我忽然想到，“自然”是无须历史保护的，繁花似锦的草原其实和几百年前没有什么区别。
因为地处偏远，也因为原本较为“自然”，元上都遗址得以较好地保存，它更有中国历史城市少有的“荒率”气息。大多数人认为，历史的价值是“以鉴 于来者”，但是，还有一种更宝贵的可能，就是历史和当下完全是脱节的、没有关系的。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“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的文化而言，历史让 我们认识到过去的生活和当下有多么不同，认识到自己在世界上、时间中的有限性。“废墟”是文明的空白，它的意义在于让我们认识到这种局限，认识到我们不能 摆布和复原历史，更无法回到过去，只能拿出勇气应对未来的挑战。
这种挑战不是我们的选择，而是一种现实。中西文化冲撞的压力从蒙元时代开始早已有之，并一直延续到今天。我们用的历法，我们的作息制度，我们从 头到脚的服装和身心感受，我们的生活，实际上已经大不同了。与其生活在文化的废墟中，百般回避我们和古代历史之间的隔阂，不如大胆地把它们揭露出来，给与 适当的尊重。历史城市遗留下来的废墟恰恰让我们找到了这种难得的“陌生感”。
我想要借此批评的是一些急着给旧的东西“改头换面”的行为，比如北京一些历史遗留的“边边角角”都在前些年的城市建设中消失了。而我们本应留下一点“废墟”，给未来留下反思的机会。我们的城市应该像“海绵”一样，为文明留下可以吸水的空间。
废墟不应是熙熙攘攘的所在
●张闳，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
对于有的学者“中国缺少废墟文化”的观点，我不完全赞同。中国古代留下了大量的“怀古诗”，站在历史遗迹前，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感情，可能比西方人还来得强烈。而今天，我们保护“废墟”，其实保护的是一种“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”。
比如元上都遗址，它现在已然是一种废墟的状态，我们尊重这种状态，就是一种保护。它在历史上辉煌过，后来遭受灾难，几经大火焚毁。元上都的建造、破坏、颓败过程都是历史的一部分，留下的是完整的记忆。
一些地方搞的历史遗迹重建，其实是一种“娱乐商业”行为，和“记忆”无关，也许在短时间内可以赚到钱，但是却造成了历史记忆的破碎。保护、尊重历史文化记忆，应该是出于对人类、对历史、对前辈、对祖先、对现在和未来的责任感。
一般说来，废墟有三种价值：历史文化价值、旅游商业价值、美学价值。这三种价值又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。没有历史文化价值，就没有了美学价值，可 能也就失去了旅游商业价值。世界文化遗产具有旅游的价值属性，但是这一属性不适合被过度开发，因为这和电影外景地不同。我不赞成把世界文化遗产做成热门旅 游景点。
愿意去看遗址的人，应该是真的觉得它有价值，愿意不怕艰难、不辞辛苦，甚至万里迢迢来“朝圣”的人，这种“朝圣”的心态只适合少部分人，如果怀着“到此一游”的心态来看遗址，那真的看不出东西来。
废墟本不应该是熙熙攘攘的所在。很难想象，如果在元上都遗址附近，建上了卡拉OK厅、酒吧，像迪斯尼、欢乐谷那样热闹的场面。
现在的元上都遗址也远离城镇，在草原上，它收获了宁静安然，它的外在实体废墟化了。可是，我更不希望看到它的内在价值也废墟化、空洞化。而这就需要国家和当地政府不要以利益的眼光来看待废墟。
新京报插图/赵斌
